年，三岁的时候，父母带我在马祖白犬岛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，用来申请进台湾的入境证。在拍摄那张照片之前，我的人生完全空白，没有丝毫的记忆。

年，我随母亲在基隆上岸，踏上生命中宿命的岛屿，开始了此后成长成少年的岁月。

最早落脚的地方是松江路，在远房叔公的公家宿舍，母亲带着五个孩子，打地铺，蜗居在一间小小屋子里，鼻腔里有许多小孩球鞋穿久了的湿臭郁闷的气味。

然而，院子里夏天夜晚的扶桑花和一些蕨类野草，释放出清新混合着辛辣香甜的芬芳，我常常深深吸一口气，像是要把一个季节花草的香都吸到肺里去。

两年以后我读了“中正小学”，是不足岁的入学生。再过一年，赋闲两年的父亲找到粮食局的工作，可以配给到一栋在大龙峒的宿舍。当时大龙峒除了少数当地的士绅家庭，以及移民，我们大概是唯一的外省家庭。

我后来升学，小学同学几乎在毕业后就失学了，开始从各行各业出来，在菜市场卖菜，杀猪，运煤球，变成底层的劳动者，非常的成熟。那时经常走过摊贩，他们忽然会割下一块猪肉，或抓起一颗菜头抛给我。

你还在傻里瓜气读高中，少年维特烦恼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赚钱养家，办桌结婚了。那个差距让我自己觉得好窝囊。对那些生命的着迷，似乎是我不可摆脱的宿命。可是那些东西在都市一直扩大后，就渐渐减少了。

我好像一直都住在都市边缘，像住大龙峒，当时是台北边缘，像住八里，又是台北边缘。在都市边缘，是你去凝视都市很好的角度，所以你不会一下子变成被物质所囿养的宠物。还有一种流浪的东西在身上，让自己自在一点。

我来自外省家庭，成长的过程中，父亲常谈起故乡福建，母亲常谈起她的故乡西安。父母都有他们的乡愁。

但我到了巴黎之后才发现，父母的乡愁其实对我来说都不具体。少年自己，全部的记忆都是台湾。少年有自己的乡愁，我的乡愁是大龙峒，从童年开始就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东西。

台湾有一种话，叫“开台祖”，意思是，你跟这土地的关系是更确定的。我在想，如果父母跟着姊姊移民到加拿大，他们的遗体也埋葬在加拿大，那我会不会是“开台”第一代？

所以我常常悄悄离开那些喧嚣的声音，背起背包，摇晃去一个安静小镇或村落，去看一看岛屿上沉默生活着的一些人。

那一段时间，在台北、高雄、台中，这些大都会，初见到一个人，我习惯问：你从哪里来？很多人回答：台北、台中或高雄。不过这类大都市往往很抽象，不具体。再问下去，就慢慢找到，像芝山岩、苑里、燕巢等这些小地方。

为一个奇特没有听过的地名出发吧，背起背包，随意坐车，摇晃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少年，应该可以这样在岛屿上四处流浪，习惯在孤独里跟自己对话吧。

有一天碰到一个企业的老板，我们聊了起来。后来她一说到“古坑”，就很兴奋开始一直讲，那个董事长的职位突然不见了。

她说：“哇！我们那个古坑哦，我们每天放学回家就斜背着一个书包开始跑。那时候刚刚发育，书包袋子摩擦我的胸部，觉得很痛也在跑。然后我就一脚踩进蛇坑，然后发现，哇！全部跳起来都是蛇。”我想如果没有人问她，大概她不会经常想起这样的事。

那些小地方往往充满他们的童年，很深、很具体、很独特的生命记忆，嗅觉的、触觉的、身体的那种记忆，我很想帮他们把那些记忆释放出来，找回来。我觉得找回来以后，他才有故乡。

我画室旁，有一个墓，以前附近是个码头。一八二七年，外来移民在那里下船，但船行过程里有不少人死在船上，幸存者便合力把尸体就地埋葬。那些死者都没有个人的名字，因此叫“万善同归”。

这些当初从大陆移民过来台湾的几乎都是少年。这些人，他们出去冒险，或者向往一个地方，一片新土地，甚至连两脚都没有机会踏到这块土地上，可是他们的尸骨在这里。

这当中似乎有一种年轻的精神，或说少年的精神在这块土地上，而这个东西使我觉得，我不希望台湾太老。

我觉得台湾的年轻，有时候是很冒进，冒险，甚至鲁莽的。你时常可以见到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不畏死活去做一些事，充满顽强、耐苦的生命力。

这样的生命力，可能也跟残酷、毁灭在一起。这些东西构成我对岛屿某一种文化性格的理解。它们是一种美学，不太讲合理，它们或许暴烈，非常的情绪化，很容易自我毁灭，然后也不在意毁灭。

我觉得这种美学形式的本身，没有所谓的好坏。但我不觉得它是悲剧，它里面有一种美，就是漂亮，台湾那种生命力的漂亮。

我希望大家重新去思考去行走，就是背着一个背包就走了，去探索一个新地方，去看看那些完全不同于你生活的人，或者回到记忆里曾经住过的小小的故乡、小区。说不定你认识的人还在，与他们交谈几句，我觉得那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可能会是有趣的平衡。

那些长久生活在土地里人的记忆，那些声音、气味、形状、色彩、光影，这么真实，这么具体，我因此相信，也知道，天长地久，没有人可以使我沮丧或失落。